《簡·愛》在中國的百年傳播

【專家論壇】

  作者:蔣承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9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英國小說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自1847年問世以來被譯成幾十種語言、幾百種版本,發行了數以億計的書籍和研究論著,并通過各種媒介傳播至世界各國,為廣大讀者觀眾所喜愛。由原著衍生出來的各種簡寫本和改寫本也數不勝數,改編而成的電影、電視劇、廣播劇和舞臺劇等更是形成了絢麗奪目的傳播景觀。當前,借助網絡媒介,《簡·愛》的傳播和影響幾乎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百余年來,《簡·愛》在中國的傳播也形成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線。

  20世紀初,《簡·愛》傳播到中國,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介紹西方文化有關。最先讓中國讀者了解夏洛蒂·勃朗特和《簡·愛》的是期刊文章和外國文學史著作的有關介紹。1917年《婦女雜志》發表署名為林育德的《泰西女小說家論略》,最先介紹了夏洛蒂·勃朗特與《簡·愛》。其后,鄭次川的《歐美近代小說史》、韓侍珩的譯作《西洋文學論文集》和周其勛等人的譯著《英國小說發展史》都辟專章對《簡·愛》予以介紹。這些著作的評論主要集中于兩點:該小說突破了英國文學的俊男靚女傳統,塑造了一位相貌平庸而富于才情個性的女性;這是一部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兼而有之的作品。這些介紹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婦女問題尤其是婦女解放問題的關注有關。1931年7月的《婦女雜志》專辟“婦女與文學專號”,不僅刊登了勃朗特姐妹的畫像,而且刊發了仲華的《英國婦女中的白朗脫姊妹》一文,稱贊勃朗特姐妹為成功的文學天才。雖然該文章對《簡·愛》著墨不多,但客觀上引發了讀者對這部女性天才作品的探索興趣。

  對《簡·愛》的翻譯使得中國讀者有機會深入了解這部作品。新中國成立之前,有三個《簡·愛》譯本值得關注,分別是周瘦鵑的《重光記》(1925)、伍建光的《孤女飄零記》(1935)和李霽野的《簡愛自傳》(1935-1936)。這三個譯本由于譯者的文化立場、翻譯動機和翻譯策略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風貌特點。

  周瘦鵑的譯作《重光記》最早被收入1925年7月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翻譯小說集《心弦》。該譯本應該是最早的中譯本。像早先的翻譯家一樣,周瘦鵑根據自己的理解與感受對原著采取了節譯、編譯的方法,讀起來更像一個縮寫本或改寫本。周瘦鵑是20世紀初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他將《簡·愛》改譯成了一部具有鴛鴦蝴蝶派風格的言情小說。這是根據譯語文化的需要改譯源語作品的一個范例,實際上是一種再創作。由于周瘦鵑把《簡·愛》譯成了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說,很大程度上也就未能傳遞出其作為世界文學名著的藝術特質和思想精髓,因此無論在文學界還是在翻譯界均未產生多少影響。

  伍建光的《孤女飄零記》是較早為國人所熟悉的《簡·愛》中譯本。1927年,伍建光節譯了《簡·愛》的部分章節,并根據主人公的遭遇將其命名為《孤女飄零記》,但直到1935年,該譯本才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伍建光的翻譯更多地考慮了中國讀者的欣賞趣味,采用歸化法,避免歐化句式,對原作做了一定程度的變通和改動,如將原著中的“章”(chapter)改成了中國傳統小說中的“回”,并為每一“回”增加了小標題。同時,為了適應當時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他以節譯法刪除了原作中大量的心理和景物描寫,只保留情節和對話部分,但仍不失原作的精神風貌。這部譯作也體現了譯者對小說的認知和解讀。伍建光在譯本序言中寫道,《簡·愛》在描寫愛情方面不落窠臼,“此書于描寫女子愛情之中,同時并寫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氣概,唯女子立最高人格”。這種解讀既受到當時婦女解放思潮的影響,又彰顯了中華傳統文化精神。

  《簡·愛》最早的中文全譯本是李霽野的《簡愛自傳》。此譯本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連載于鄭振鐸主編、上海生活書店刊行的《世界文庫》,1936年9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印發單行本。1945年,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譯本,并更名為《簡·愛》。其后至1954年,共再版了五次。受“直譯原文有利于新文學語言”翻譯觀念的影響,李霽野在翻譯時通篇采取了直譯法,忠實于原文句法,具有非常明顯的歐化傾向。此外,也受當時“文學為人生”觀念的影響,認為文學翻譯要服務于現實革命斗爭,在翻譯的選詞用句上較多使用革命性詞匯。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開始之前,《簡·愛》的傳播呈現新的面貌。20世紀50年代,《簡·愛》深受廣大年輕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青睞。李霽野的譯本不斷再版和重印。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新文藝出版社加印李霽野的譯本共16000冊。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印了3000冊。該譯本成為當時讀者閱讀和收藏的主要外國作品之一。這部小說在當時受到歡迎的原因大致有:《簡·愛》暴露和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黑暗面,馬克思曾高度評價《簡·愛》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認為她同狄更斯、薩克雷和蓋斯凱爾夫人一起都是“現代英國杰出的小說家”,這些作家“向世界揭露了比所有政治家、政論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總和還要多的社會真理”。當時一些革命書籍政治性較強,而藝術性相對較弱,相比之下,以《簡·愛》為代表的一些文學名著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比較強,自然吸引了大量讀者。

  “文革”期間,《簡·愛》同其他西方名著一樣,在出版界一度銷聲匿跡。“文革”結束后,隨著文藝政策的撥亂反正,一大批遭禁的中外文學名著重見天日,《簡·愛》也再度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并呈現持續熱度。1979年,電影《簡·愛》在我國的公映,將中國觀眾和讀者對《簡·愛》的喜愛之情推向了新高度。1980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祝慶英翻譯的《簡·愛》首版就印了約27萬冊,至90年代末其印數多達300萬冊。1984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李霽野的《簡·愛》中譯本。中譯本的再版重印與譯制片的公映使《簡·愛》在我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文藝界與學術界對《簡·愛》展開了多維度的解讀、評論和研究,人們的理解和認識也因此更加深入。

  此后,時代發生變化,休閑娛樂讀物越來越受到歡迎,大眾文化逐漸占據主流,傳統經典作品被邊緣化。盡管如此,《簡·愛》依然擁有較多讀者,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還占有一席之地。此時,除了原有中譯本和英文本的不斷再版,新譯本更是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簡·愛》的各種譯本達百種之多。國內各出版社在推出外國文學名著系列時,《簡·愛》必然在列。這種重印和重譯的熱度,反映了學界對作品的認可和重視,也體現了巨大的讀者需求。國內出版商根據市場情況和讀者需求,推出了《簡·愛》的各種版本,包括英文版、經典版、通俗版、改寫版、少兒版、口袋版、英漢對照版、電子版等等。這些重譯本質量參差不齊,有推陳出新之作,也有急就抄襲之作。在新的《簡·愛》譯本中,吳鈞燮和黃源深的譯本影響最大,也最受歡迎。各種各樣的《簡·愛》英文版、中譯本和電影等,共同鑄就了《簡·愛》在中國的經典地位。

  《光明日報》( 2019年10月23日?11版)

[ 責編:李伯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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