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片構筑精神高地

  今年9月30日至10月7日的“國慶檔期”,我國電影票房以50.5億元創同期歷史新高,電影人拍出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電影作品,尤其是三部現實題材的中國大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和《攀登者》,作為獻給祖國和人民的時代答卷,更是實現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發表五年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呈現出嶄新的面貌,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這充分說明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在電影界得到了有力的貫徹落實,充分說明習近平文藝思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充分驗證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決策對電影業的推動作用!

  三個喜人的變化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作重要講話,對社會主義文藝的地位作用、方針原則、目標任務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文藝家要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些精辟的論斷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行動指南。

  五年來,電影人堅定沿著“講話”精神指引的方向前進,將思想化為行動,文藝事業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過程中蓬勃發展;五年來,電影創作聚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時代主題;五年來,電影人禮敬崇高價值,表現美好情感,用光影和色彩展示了恢弘畫卷,新時代的萬千氣象撲面而來,電影界發生了三個喜人的變化。

  第一,電影藝術家自覺抒寫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文藝繁榮發展的標志是創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作品。“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衡量藝術家或者作品的價值尺度,就是要看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追求表現到什么程度”,就像普列漢諾夫指出的:“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是由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憧憬決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質由他的時代的性質而定的這種關聯也就愈強烈愈明顯。”經過70年的奮斗,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現代化之路,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貧困到總體小康,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文明程度顯著提升,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提供了新方案。取得這些驕人成就的同時,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改革的激蕩,以及伴隨著的各種觀念、思想上的交鋒,浴火重生的痛楚,都為藝術家提供了豐沛的創作資源。文藝魅力無不是內在充實的顯現,電影人不再局限于表現“杯水風波”,不再沉迷于萎靡惆悵的個人情緒,不再隨“娛樂至上”的流行風舞動,而是自覺涉深水、闖難關,到火熱的社會實踐中去觀察、體驗、提煉,因此,引領時代風尚的現實題材作品大量涌現。像《我和我的祖國》的七個故事呈現了開國大典、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女排奪冠、香港回歸、2008年北京奧運會、神舟十一號飛船返航、大閱兵等光照共和國歷史的輝煌時刻,這些生動多彩的故事,都力圖全面展現真實、立體的中國;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遭遇意外險情,川航機長臨危不懼成功備降,成為當之無愧的“英雄機長”,創作者迅速把川航的驚險經歷拍成了《中國機長》,給更多人以力量和鼓舞;而《攀登者》雖然講述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登山隊員登頂喜馬拉雅山的故事,但何嘗不是中國人知難而上、開拓奮進精神的寫照呢!

  第二,把好故事講好的能力得到提升。中華大地上,不斷涌現出道德模范、時代楷模、中國好人、最美人物,他們的事跡像顆顆星辰一樣照亮人們前行的道路,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故事感人至深,但我們必須要把好故事講好!電影理論家羅伯特·麥基說,“好故事”就是值得講且世人也愿意聽的東西,能以想象不到的方式把材料組織起來,然后,將一種由對社會和人性的鮮活洞察所驅動的視覺印象注入作品之中。而近期拍出的一批現實題材作品,除了通過起伏的情節、鮮明的人物個性等傳統手法吸引觀眾外,最出新之處,就是把普通人的生活和大時代、大事件結合起來,用小人物見證了大歷史。比如《我和我的祖國》是以普通人視角展現新中國成立70年來有代表性的大事件,這種敘事方式的優勢相當明顯:第一,用普通人的視角,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容易形成一種情感上的共鳴;第二,個人故事和大事件結合起來,使得小切口又有歷史大視野,揭示“深層集體心理”,喚起了潛藏在每個中國人心中的愛國熱情;第三,讓主流價值觀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時代共鳴、與觀眾共情,這樣就使主旋律影片變得更加好看了。

  第三,電影創作顯示出強烈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以及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它是維系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紐帶,一個國家自強路上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文化自信不是一個虛的概念,對于當今中國來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成了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自信首先體現在價值觀的自信上,因為價值觀是文化的內核,現實題材特別是主旋律作品就是要擔起自己的職責,鮮明地亮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以生動鮮活的藝術形象體現出來,電影人已經將此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這是一個實質性的改變。事實證明,像《焦裕祿》《蔣筑英》《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橫空出世》《張思德》《楊善洲》《戰狼》系列電影、《紅海行動》《智取威虎山》《古田軍號》《烈火英雄》等主旋律電影,已經通過影片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自信,為人們建設美好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了精神滋養。

  “中國精神”閃耀銀幕

  文藝要擎起民族精神的火炬,中國電影弘揚中國精神,以電影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前行力量,應是第一要務!中國精神的主旨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一核心思想在我們的現實題材作品中,尤其是主旋律作品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比如說在好萊塢的災難片中,發生類似川航的緊急情況,一定會突出機長的行為,把他塑造成靠一己之力力挽狂瀾的孤膽英雄。但在《中國機長》中,我們除了看到機長的遇變不驚、正確處置,確保了機上119名旅客生命安全的壯舉外,創作者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示了機組成員的配合,整個地面的指揮系統,調度、塔臺、空軍的指揮中心,還有包括地面的消防、安保、醫務人員的配合,全景式地展示集體主義的力量和精神風貌,他們臉上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沉著、堅定、自信!電影《攀登者》也是一再突出不同隊伍,突擊隊、后勤隊、氣象隊等團隊的協作精神。為了集體、為了國家的利益,可以放棄個體的利益,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犧牲精神是貫穿影片始終的,在《攀登者》中,無論是為了避免冰爪鞋弄傷戰友,光腳踩著戰友肩膀往上爬而被凍傷腳掌的曲松林;為了保住攝像機不丟失,割斷隊友用來救助他的繩索而犧牲的攝影師李國梁;將睡袋讓給隊友,導致自己的雙腿被凍傷截肢的楊光;還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堅持到最后而殉職的女氣象學家徐纓,他們的行為天地為證,日月可鑒!《攀登者》的編劇阿來說:“我寫《攀登者》就是寫精神、寫中國人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在當時那么艱苦的條件下,登頂珠峰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人的意志、國家的意志讓這種不可能變為可能。

  還有更動人的愛國主義精神,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影片《攀登者》聚焦以方五洲、徐纓和曲松林為代表的登山英雄群像,他們共同的信念就是海報上的標題:“為國登頂,寸土不讓”。攀登珠峰對于登山愛好者來說,可能是“山在那里”,而對于像方五洲這樣的熱血男兒而言,是為了捍衛祖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為了維護捍衛祖國的尊嚴!在影片《中國機長》最后一場,在經歷了生死考驗后,機長和機組人員聚會時,由衷地唱起了《我愛祖國的藍天》,因為他們明白個體成功的背后都有團隊的支持、國家力量的支撐!他們摯愛這個國家,為這個國家取得的每一個成就而自豪。把個人的夢想和國家民族的命運連接在一起,無論是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勇士,還是為了研發原子彈隱姓埋名的科學工作者,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愛國者”!

  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勇于犧牲的精神,構成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正因為作品中表現了他們經歷的血與火的考驗、苦與難的磨礪,也使作品呈現出“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之勢。吳冠中曾經說過一句話:“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震撼”的效果從何而來?是從行動實踐中來,在行動中體現出的價值取向,無論是登山英雄群像,還是民航英雄,甚至是最普通百姓身上的真善美,像北京出租車司機把奧運門票給了一個曾是建造鳥巢的民工功臣的兒子,背后凸顯出的都是精神的魅力!

  高質量發展鑄就輝煌

  質量是電影之本,一部高質量的電影要以藝術的方式講述中國人的生活、情感與心靈世界,有巧妙的構思、引人入勝的故事、鮮活的人物,還需要呈現出這一切的技術手段。登山題材是個好題材,國外有很多類似的影片,但為什么我們的銀幕上卻很少見,因為以往我們沒有條件拍,我們的技術跟不上,如果在傳統的攝影棚里拍攝,就完全達不到效果。航空題材少,也是同樣的原因,靠原先小作坊式的制作,以及傳統的電影工藝,根本達不到驚險的效果,連基本的情景還原也做不到,何況是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但現在我們看《攀登者》和《中國機長》中的特效,像“方五洲飛越冰崖”“大風口眾人飛旋”等段落,以及《中國機長》中大量飛機穿云海、越高山的鏡頭,視覺效果已經不亞于好萊塢大片。《我和我的祖國》成立了7個攝制組,參與這部電影制作的工作人員超過3000人,加上后期特技達到了5000人。這么大規模的制作陣容,一方面可以看出制作單位的用心和大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顯示出中國電影工業的突飛猛進。

  電影是藝術,是一門需要強大的高科技力量支撐的藝術,只有技術上的不斷研發和應用,才會把藝術家需要的效果逼真地呈現出來,這對于習慣了享受視聽盛宴的年輕觀眾來說,更是如此。根據國慶期間各個網絡平臺的數據監測,可以觀察到今年國慶檔購票的新用戶增加了23%,新增了大量“00后”觀眾,以及很多“70后”觀眾的回流,年輕觀影群體規模的增大提供了強勁的市場驅動力。2018年,中國電影市場總票房規模突破600億元,觀影人次達17.16億,是毫無爭議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而截至2019年10月3日,僅用276天就突破500億票房大關。光是《中國機長》一部影片在“國慶檔”就取得26億元票房。中國電影市場影史票房前10名中有9部是國產電影。這一連串數據說明國產片整體質量得到大幅提升,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已經指日可待。電影要持續繁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根本途徑,通過高質量的產品服務供給,激發出市場潛在的有效需求。電影業的勃興,表明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國力的增長,不可能取得現有的成績,電影的繁榮,背后是國運的興隆!就像《攀登者》的出品人任仲倫說的,這種成就既來自藝術家的創作,更來自國家力量的支撐。

  文化文藝工作是培根鑄魂的工作,電影有廣大的受眾群體,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樣式,它更具有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的作用,見證了被譽為“史上最強國慶檔”的盛況,中國電影人理應對電影的未來充滿信心,民眾也會大大增強對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信心,尤其是會在心頭涌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堅如磐石般的信心!(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陸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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